●巴蜀大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勇敢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丰富和擦亮了祖国文化宝库，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及和平性的形成，做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如果说中华文化“五性”非常突出的话，那么巴蜀文化就是这些突出特征中的亮丽明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开放包容、特征突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各个地域的文化也同样具有重大启迪。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文化，既有其突出的个性和独特的贡献性，也与中华文化的共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我们通过对产生于巴蜀大地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发现，巴蜀文献不仅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而且内涵丰富，涵盖面宽，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无疑是中华文化共性的重要建设者和奉献者，值得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

“连续性”表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是人类文明史的特有现象。巴蜀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文献）在这一点上体现尤为鲜明。巴蜀虽然地处西南一隅，在历史上也曾经经历了独立发展、与周边互动等过程，其历史未得到系统记录。自从公元前316年被秦灭国，逐渐加入统一大家庭之后，巴蜀地区历代都重视自己历史的修撰，形成众多的历史文献，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得到连续不断的保护和传承。如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了从“开国何茫然”的蚕丛，到“传十二世”的开明王朝等古蜀五主递相邅代的历史；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出于人皇”的蜀国、起于清江的巴人所建的巴国，以及西南各族发展沿革，直到蜀郡、巴郡等郡县建立的历史。此后各种“蜀志”，比如《蜀鉴》《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蜀中广记》《蜀典》等著作蝉联而下，使数千年巴蜀历史得到不间断的记录，文化学术源流得以薪火相传。

“统一性”表明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家不分裂、民族不离散。巴蜀地处四川盆地，虽然地理位置相对独立，但是历史文化并不与外界隔绝。它北越大巴山、秦岭与汉中、关中、陇南相交通，东沿长江、汉水与荆楚相连接，时常与中原、中央保持紧密交流交往和交融。文献记载，巴蜀从“天皇、地皇、人皇”的洪荒时期，即有“三皇乘祇车出谷口（在褒斜谷）”，走向中原遍及九州的传说。也有黄帝娶西陵氏（在西蜀）之女嫘祖，透露出上古时期巴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至于“生于广柔”（《蜀王本纪》）、“兴于西羌”（《史记》）的大禹，更是走出巴蜀，治水天下，“划为九州”，并使伯益按地理及方位撰《山海经》，都对“天下”“一统”观念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之后，巴蜀以其特殊地位、丰富物产和彪悍民风，时时参与中原事务，对促进祖国统一、民族融合起到支撑作用。秦统一天下，巴蜀提前近百年融入秦国，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兵源基础。三国时刘备与魏吴相鼎立，西晋实现全国统一，唐代平定两次动乱，北宋抗金，南宋抗蒙，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法西斯战争，无不得力于巴蜀的地利、物力和人力。这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不断反映在历史文献之中。如《禹贡》奠定了很长一个时期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念；《山海经》形成了东南西北的“四海”“八荒”观念；陈寿《三国志》将本来分裂对垒的魏、蜀、吴，写成了逐渐融合统一的历史；常璩《华阳国志》虽然主要写巴国、蜀国史，实际上却写成了“华阳黑水为梁州”的中国西南区域史，又以《大同志》记述巴蜀重归东晋大统一的历史归宿。至于苏辙改写《史记》为《古史》，范祖禹协助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及近世郭沫若、蒙文通、李源澄等新史学家，无不是在“天下一统”“多族共和”的理念下，施展自己的史笔。

“包容性”表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巴蜀世居民族位居全国前列，文化形态多种多样，这就带来了学术的多样性和文献的包容性。自西汉司马相如提出“兼容并包”“参天贰地”的治理观念以来，在巴蜀逐渐形成了严遵、扬雄的“博采诸子”，赵蕤、苏轼的“诸学互补”，龙昌期、张商英的“三教合一”，段正元、尹昌衡的“五教同德”，直至当代萧萐父“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庞大学术气魄。在这种包容精神感召下，造就了辞采温雅、内涵丰富、气象磅礴的汉赋首席（司马相如）；哲思玄妙、学兼四部的西道孔子（扬雄）；经史辞章、诗词歌赋，无所不优的苏东坡；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第一的杨升庵；学贯中西、著述遍及哲学、文学、史学、教育、书法等领域的谢无量；集革命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郭沫若……所有这些无不与巴蜀文化“兼容并包”“积杂成纯”的治学风格有莫大关联。

“创新性”表明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勇于接受新事物。巴蜀虽地处四川盆地，但是四塞险阻却挡不住巴蜀儿女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阻不断四方信息向巴蜀的融汇，使巴蜀地区始终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历史上，巴蜀地处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起源点，民族迁徙、移民互动疾如走马；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焕若星辰。文化因交流而灿烂，文明因互鉴而日新。古今巴蜀儿女，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在诸多领域都具有卓越的创新和创造。《山海经》“德仁义礼信”及王褒、严遵、扬雄等人“道德仁义礼”五德学说，昭示出巴蜀文明早启，不输中原。进入大统一体系后，巴蜀更以其物华天宝的自然条件，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孕育和演绎了更加丰富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如“文翁石室”肇开天下郡学、“七经”教育之先河，“周公礼殿”开启庙学合一、乡贤文化之体制，“蜀刻石经”形成儒学“十三经”、经传子史并重的典范。此外，唐末益州发明雕版印刷术；北宋中期，成都发行商用交子，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至于“蜀儒文章冠天下”“易学在蜀”“麟经在蜀”“天数在蜀”“戏曲在蜀”“唐后史学莫隆于蜀”“自古文宗出西蜀”等辉煌成就，更是光照史册。《太初历》之制订阴阳合历典范；《方言》之独继“车车酋轩”方语；《华阳国志》之奠定方志体裁；《陈拾遗集》《草堂集》之扭转大唐诗风；《菩萨蛮》《忆秦娥》《花间集》《东坡乐府》之表率中华词坛；《道德指归》《老子想尔注》之奠定道教哲学；《周易集解》《周易集义》《周易义海》之集成易林成果；《重修道藏》《开宝藏》之首定佛道藏雕印规模；《产宝》《十产方》之开创妇产科学科；《食性本草》之首开食疗保健；《海药本草》之首记域外灵药……至于扬雄《蜀都赋》记邛崃“火井”，《华阳国志》记“广都盐井”，《糖霜谱》记制糖工艺，《数书九章》述“正负开方”“大衍求一”，都远远领先世界同行。如此等等，无不凿破鸿蒙，肇开新风，巴蜀儿女无疑是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创新者。

“和平性”表明中国人民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巴蜀先民爱好和平，亲仁善邻。在统一的政权中，巴蜀时常起到民族复兴基地和政权安全屏障作用。自从扬雄《蜀都赋》热情描绘蜀都四方货物辐辏，各族人民杂居，风俗纯美，文华优雅以后，历代文人雅士纷纷继踵而起，争相歌咏以成都为首府的巴蜀大地的和平盛美。有如左思《三都赋》“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描述成都市井繁华，万商云集。有从八方转运而来的奇物，也有巴蜀远销大夏、番禹的邛杖、蒟酱等，繁华和平，世间少有。不仅出生巴蜀的李白歌咏成都“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而且身经离乱之苦的杜甫初到成都，马上为这里的和平富饶所惊异：“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即使在清初已被人说成“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时代里，文学家兼思想家的金圣叹也还企想“余生得至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说明成都自古就是人们向往和平安逸生活的理想去处。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战争，在大半个山河沦陷的情况下，巴蜀成为抗日战争所需物资、兵源的主供区，内迁学术和学校机构的主要承载地，贡献了350多万壮丁、一半以上战略物资，为抵御侵略、捍卫和平起到了磐石砥柱的作用。

总而言之，巴蜀大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温和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勇敢的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丰富和擦亮了祖国文化宝库，对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及和平性的形成，做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贡献。如果说中华文化“五性”非常突出的话，那么巴蜀文化就是这些突出特征中的亮丽明珠。（舒大刚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