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26

共话农民的“城市梦”

  • 2013年03月10日 00时00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 【字体:
  •   建什么样的城?建城的钱从哪儿来?谁来住进城?……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连日来代表委员展开热议。本报记者连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与代表委员一道,共同回答四川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出谋划策必须面对的三道“必答题”。

      必答题一:建什么样的城?

      “你喜欢什么样的城?”记者问全国人大代表骆云莲。

      骆云莲是来自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的农民。像她一样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民的选择,将决定四川未来城镇化的走向。“我不想进城。进了城能干啥?”她反问记者。紧接着掰起指头给记者说起农村的好来:没事就抬根凳子和大家坐在院坝里聊天;一家有事,家家户户都来帮忙……“你希望你的孩子也留在农村?”记者问。“还是希望他住在大城市。”骆云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她希望儿子在城里找个好工作,上下班坐车都方便,以后孙子也不用走那么远的山路上学了。

      也许是意识到和之前的回答有些“矛盾”,骆云莲补充起自己的期盼:我们村一组到二组要走两个小时,希望能把大家集中起来,建个新村,要建得和城里一样好。

      他们眼中的“城”——

      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市长林书成的看法是,人在不同阶段对城有不同的需求。应该构建大城市、中小城镇、乡村三级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年轻人求学、工作在大中城市,退休后可以到小城镇,甚至到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何健认为,德国面积比四川小,人口比四川少,但城镇数量却比四川多。四川可借鉴德国经验,加快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小城镇,让农民就近就地低成本地城镇化。但要有意识地把产业布局分布到小城镇,否则企业和农民都不愿意去。

      周其仁:无论中国,还是四川,都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城镇化道路。但有一条基本准则必须把握: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好不好,必须以是否给这个城镇居民带来收入提高为衡量标准。某些地方不适合建城镇,就搞搞生态也很好。就业解决不了,可以转移输出,留在当地的居民数量的“分母”少了,相应人均收入就提高了,目的也达到了。

      必答题二:建城的钱从哪儿来?

      “这些就是民营经济应该干的事!”回答城镇化是否对社会资本有吸引力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明显提高了声音。“央企不会大规模参与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小城镇建设。”在刘永好眼中,民营经济应该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主体。比如,随着农村规模种植、养殖业的兴起,民营经济可以就近投资建农产品加工企业,既帮助农民解决产品销路,也可以吸引剩余劳动力务工,形成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推力。“如果这些小城镇没有靠近成都这样的大城市,社会资本是否也感兴趣?”记者问。“这些地方经济基础薄弱,居民购买能力弱,对企业家来讲可能不划算。”刘永好因此建议,政府应该把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搞好,吸引社会资本;另外还可以创新体制机制,比如企业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合作开发项目,可以减少企业对风险的担忧。

      他们眼中的“钱”——

      全国政协委员、南充市副市长朱家媛认为,城镇化的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项目政府要做好;经营性和服务性等项目民间资本介入基本没有什么障碍;还应该在农村土地上做文章,让农民能够带着财产进城,也能分担得起建设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市长王菲则认为,既要考虑如何“挣”钱,也要考虑如何省着花。后发地区的优势就是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教训,从容地做好城市规划,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这就可以把钱省出来用在刀刃上。

      周其仁:政府也可以拓展筹措资金的渠道。但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比如可以发行城镇化建设的政府债。债权人、发行中介等环节自然会按市场规律来判断。也需要让人大代表议一下。必须有人为城镇化付出的成本负责,但不应该用非市场化的手段人为压低城镇化的成本。

      市长们都说民营经济进入城镇化建设没有什么障碍,当然是好事,但必须实地考察才能下结论,障碍往往都在细节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在城镇化建设问题上,如果政企不分,很难做到民营企业和政府“亲儿子”一碗水端平。

      必答题三:谁来住进城里?

      全国人大代表汪其德是四川数量众多的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抉择来对四川的城镇化进程投票。

      汪其德1997年辗转北京、福建等多个地方打工。前几年,汪其德决定回巴中老家发展,在巴中市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巴中这个城,比北京、厦门还好吗?”记者问。

      “在外面做得再好,也没人认识你。”汪其德说,选择回老家就是希望带领中国福彩app官方下载的乡亲们富起来,这样才有成就感。但出去这么多年,老家农村确实也呆不惯了。

      汪其德现在在老家农村办起了“五郎”黄羊和“红旗”生猪专业合作社,带领10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原本在外地打工的不少年轻人也被吸引回来,腰包鼓起来后,他们也在谋划着和汪其德一样,也在城里买房,变成城里人。

      他们眼中的“人”——

      王菲告诉记者,返乡农民工有一定积蓄,对城市生活比较了解,这个群体将在城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群体也不尽相同,一部分农民工是因为年龄大了,想落叶归根。另一部分是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我们有专门政策支持吸引他们回来。

      林书成认为,对于这些城市的新成员,一方面需要在住房保障等硬件方面给予他们同等待遇。另一方面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他们的文明素质,让他们从一点一滴开始,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周其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四川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不少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就业,这对他们是好事。但不应把省外转移人数超过省内输出人数看成是一个转折性的信号,很可能外部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又出川了。以前讲“海归”,现在讲“农归”,既要发挥他们回乡的作用,更应该坚持来去自由。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习惯与城里人不同,不应看成是素质不高。农民工市民化不只是解决社保、住房,而是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记者 胡彦殊)
    责任编辑: 李莎莎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共话农民的“城市梦”

  • 2013年03月10日 00时00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   建什么样的城?建城的钱从哪儿来?谁来住进城?……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连日来代表委员展开热议。本报记者连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与代表委员一道,共同回答四川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出谋划策必须面对的三道“必答题”。

      必答题一:建什么样的城?

      “你喜欢什么样的城?”记者问全国人大代表骆云莲。

      骆云莲是来自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的农民。像她一样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民的选择,将决定四川未来城镇化的走向。“我不想进城。进了城能干啥?”她反问记者。紧接着掰起指头给记者说起农村的好来:没事就抬根凳子和大家坐在院坝里聊天;一家有事,家家户户都来帮忙……“你希望你的孩子也留在农村?”记者问。“还是希望他住在大城市。”骆云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她希望儿子在城里找个好工作,上下班坐车都方便,以后孙子也不用走那么远的山路上学了。

      也许是意识到和之前的回答有些“矛盾”,骆云莲补充起自己的期盼:我们村一组到二组要走两个小时,希望能把大家集中起来,建个新村,要建得和城里一样好。

      他们眼中的“城”——

      全国人大代表、绵阳市市长林书成的看法是,人在不同阶段对城有不同的需求。应该构建大城市、中小城镇、乡村三级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年轻人求学、工作在大中城市,退休后可以到小城镇,甚至到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何健认为,德国面积比四川小,人口比四川少,但城镇数量却比四川多。四川可借鉴德国经验,加快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小城镇,让农民就近就地低成本地城镇化。但要有意识地把产业布局分布到小城镇,否则企业和农民都不愿意去。

      周其仁:无论中国,还是四川,都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城镇化道路。但有一条基本准则必须把握: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好不好,必须以是否给这个城镇居民带来收入提高为衡量标准。某些地方不适合建城镇,就搞搞生态也很好。就业解决不了,可以转移输出,留在当地的居民数量的“分母”少了,相应人均收入就提高了,目的也达到了。

      必答题二:建城的钱从哪儿来?

      “这些就是民营经济应该干的事!”回答城镇化是否对社会资本有吸引力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明显提高了声音。“央企不会大规模参与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小城镇建设。”在刘永好眼中,民营经济应该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主体。比如,随着农村规模种植、养殖业的兴起,民营经济可以就近投资建农产品加工企业,既帮助农民解决产品销路,也可以吸引剩余劳动力务工,形成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推力。“如果这些小城镇没有靠近成都这样的大城市,社会资本是否也感兴趣?”记者问。“这些地方经济基础薄弱,居民购买能力弱,对企业家来讲可能不划算。”刘永好因此建议,政府应该把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搞好,吸引社会资本;另外还可以创新体制机制,比如企业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合作开发项目,可以减少企业对风险的担忧。

      他们眼中的“钱”——

      全国政协委员、南充市副市长朱家媛认为,城镇化的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项目政府要做好;经营性和服务性等项目民间资本介入基本没有什么障碍;还应该在农村土地上做文章,让农民能够带着财产进城,也能分担得起建设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市长王菲则认为,既要考虑如何“挣”钱,也要考虑如何省着花。后发地区的优势就是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教训,从容地做好城市规划,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这就可以把钱省出来用在刀刃上。

      周其仁:政府也可以拓展筹措资金的渠道。但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比如可以发行城镇化建设的政府债。债权人、发行中介等环节自然会按市场规律来判断。也需要让人大代表议一下。必须有人为城镇化付出的成本负责,但不应该用非市场化的手段人为压低城镇化的成本。

      市长们都说民营经济进入城镇化建设没有什么障碍,当然是好事,但必须实地考察才能下结论,障碍往往都在细节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在城镇化建设问题上,如果政企不分,很难做到民营企业和政府“亲儿子”一碗水端平。

      必答题三:谁来住进城里?

      全国人大代表汪其德是四川数量众多的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抉择来对四川的城镇化进程投票。

      汪其德1997年辗转北京、福建等多个地方打工。前几年,汪其德决定回巴中老家发展,在巴中市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巴中这个城,比北京、厦门还好吗?”记者问。

      “在外面做得再好,也没人认识你。”汪其德说,选择回老家就是希望带领中国福彩app官方下载的乡亲们富起来,这样才有成就感。但出去这么多年,老家农村确实也呆不惯了。

      汪其德现在在老家农村办起了“五郎”黄羊和“红旗”生猪专业合作社,带领10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原本在外地打工的不少年轻人也被吸引回来,腰包鼓起来后,他们也在谋划着和汪其德一样,也在城里买房,变成城里人。

      他们眼中的“人”——

      王菲告诉记者,返乡农民工有一定积蓄,对城市生活比较了解,这个群体将在城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群体也不尽相同,一部分农民工是因为年龄大了,想落叶归根。另一部分是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创业,我们有专门政策支持吸引他们回来。

      林书成认为,对于这些城市的新成员,一方面需要在住房保障等硬件方面给予他们同等待遇。另一方面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他们的文明素质,让他们从一点一滴开始,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周其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四川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不少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就业,这对他们是好事。但不应把省外转移人数超过省内输出人数看成是一个转折性的信号,很可能外部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又出川了。以前讲“海归”,现在讲“农归”,既要发挥他们回乡的作用,更应该坚持来去自由。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习惯与城里人不同,不应看成是素质不高。农民工市民化不只是解决社保、住房,而是全方位的深刻变化。 (记者 胡彦殊)
    责任编辑: 李莎莎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主办单位:中国福彩app官方下载办公厅
    运行维护单位:中国电信四川公司
  • 微信
  • 微博
  • 客户端
  • 头条号
  • 手机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