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农民工既是城市和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又是乡村发展中最具潜力的人才力量，在城镇和乡村发展两大转型的背景下，关注我省农民工的新变化、新需求，并做出及时有效应对，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意义。

农民工转移输出整体上出现新变化

农民工转移输出过程不可逆，西部地区劳务开发仍具潜力。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数量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尽管增速显著趋缓，但依然大幅高于人口自然增长水平。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比上年增加104万人，对总量增长贡献率达到56.5%，西部输出农民工人数增长连续三年快于其他地区。这表明，尽管全国201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农村2014年新增毕业生达到峰值，但西部地区劳务开发仍然有较大潜力。这与西部地区城镇化总体发展相对滞后有直接关系，尤其是贫困地区部分农村劳动力有就业意愿但缺乏就业能力，在东西部劳务协作等一系列就业扶贫举措帮扶下，通过政策带动、技能培训和组织转移实现了就业。

东部地区是输出重点区域，返乡不返农态势显现。东部地区吸纳农民工总量与上年相比略有下降，但依然占农民工总量的半壁江山，收入优势是吸引农民工的最主要原因。2018年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955元、增速7.6%，分别比西部地区高433元、2.5%。前期我们在多地针对川籍农民工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用工较为规范、劳动权益保护较好，也是农民工选择跨省流动的重要原因。农民工流动方向一个整体性变化在于，本地农民工增长较快。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9岁、高于外出农民工9.7岁，这表明，部分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并未返乡务农，而是在本地重新寻找就业机会。年轻农民工继续进城务工、年龄偏大农民工返乡不返农，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趋势。

制造业从业人员下降显著，收入增加效应凸显。2010年到2018年，制造业从业农民工减少了900万左右，占比降低了近十个百分点，仅为27.9%。这十年正是中国制造业从低成本产品向高端产品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在传统吸纳农民工能力较强的生产、设备操作等一线岗位上，工业机器人在技术上和成本上优势凸显，一批重复性较强、发展空间较小的工作被机器替代。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制造业从业农民工的收入显著增加。2018年月均收入3732元，比2010年增加2150元，年均增幅达到15%，收入水平高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我们在对广东、成都、眉山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民工输入地调研中发现，不少农民工已经成长为工厂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高等教育农民工大幅增加，新人口红利正迅速崛起。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2018年占比较十年前显著增加，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与美国对应的劳动人口相当。从年龄结构看，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其中“90后”农民工占49.6%，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城市的认同度较高，具有较强的城市融入能力，他们中一部分已经或正在快速成长为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和懂管理的创新人才。同时，不少80后与家乡有着十分紧密的地缘和亲缘关系，有返回家乡就业创业的基础条件和情感支撑。在我国从旧人口红利向新人口红利转变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系统化渐进式推进农民工发展体系建设

农民工在流向、职业、代际等层面表现出显著的整体性分化，不是单纯的农民工个体和家庭自然选择的结果，既受近年来城镇和乡村发展双重转型的影响，又是对转型所产生新需求的契合，将进一步加剧城市和乡村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人力资本竞争。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户籍、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政策制度上一系列突破，尤其是在中小城市的全面放开，对于农民工实现城市认同、加速城市融入显得尤为重要。退出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后，与返乡务农相比，留在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但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相对健全乡镇，是更为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对农民工整体性变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现代化、现代社会治理、文化重塑和生态建设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暴露出我省在乡村振兴领域中人才全面缺乏的现实。

农民工对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发展所做出的经济贡献及其付出的代价，已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但对这一群体的新变化、新需求以及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巨大潜力等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缺乏足够清晰、综合全面的认识，对双重转型背景下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争夺局面估计不足。同时，对农民工相关的改革仍有顾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市民化不是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而是涉及财政政策、建设用地、社会保障乃至区域产业布局、农村产权制度深化改革等各方面深层次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是乡村人才回引则涉及到农村全方位的变革，不仅要优化营商环境和提供更为有效的惠农支农政策，同时要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政府人权事权划分、基层干部管理体制、甚至乡村行政管理体制等领域突破现有制度乃至法律框架。

就我省而言，立足双重转型的现实需求，建议系统化渐进式推进农民工发展体系建设。

一方面，立足新型城镇化发展现实，坚定做好劳务开发工作，构建省内省外两个劳动力市场接力发展格局。一是，用好用活已有政策，将劳务开发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通过更为精准的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扩大转移输出规模，与劳务对口协作省市进行全面对接，帮助进城农民工解决需求最为强烈的子女教育等问题。二是，创新农民工培训方式，打破行政区划和城乡户籍限制，构建技能晋升为导向的终身培训为主、以普惠式网络培训为辅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三是，营造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良环境，在投融资政策、土地指标等方面向小城镇适度倾斜，鼓励其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完善并提升基础教育等公共事业。

另一方面，搭建更加开放的乡村聚才引才平台，形成乡村多元化人才振兴格局。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基础上，要更加强调以整体的和系统的眼光看待乡村人才振兴问题，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并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组织治理结构，形成规范化的成员收益分配机制，使之成为返乡农民工全方位发展的可依托的重要平台。同时，推动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加强乡村党组织建设，探索发现和培育新党员的方式方法，对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支持，引导其回乡从事基层工作。（作者单位：省社科院）